郑寅达教授“大学历史学科教学的经验、挑战与应对措施”讲座实录
2019年11月6日（周三）下午1：00，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郑寅达教授应校教务处教师教学发展中心与历史学系的邀请，在历史学系1306会议室举行一场题为“大学历史学科教学的经验、挑战与应对措施”的讲座。本次讲座由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林广教授主持，历史学系章义和教授、徐显芬教授、梁志教授，以及系内外青年教师、学生等数十人聆听了本次讲座。
在讲座的开场，郑老师感叹：相比中学，在大学里谈教学，有点困难。其原因主要在于：一是既往研究型大学里的评价体制一般会将科研放在第一位，而将教学放在次要的地位；二是“教无定法”。大学课程繁杂，教学方法与风格总是与教师的个性、课程的内容联系在一起，很难有一种万能的教学法应对不同的课程与学生群体。但是，最近几年来，从国家到地方，再到具体的大学与相关院系部门，无论是宏观还是微观的层面，都对高校的教学工作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不少大学青年教师往往陷入穷于应付的困境。在这样的背景下，郑老师抛出一个问题：“假如我作为一名在职的教师，我能令各方面满意地完成各项教学任务吗？”带着这样的问题，郑老师正式开始今天的讲座。整场讲座共分“我的经验”与“新的挑战与应对”两部分。
在“我的经验”部分，郑老师重点讨论了课程内容的组织与实施。其要点有四:
一是如何处理同教学大纲的关系？教学大纲是一线教师在长期教学过程中探索的结果，甚至凝聚着几代教师的经验与智慧。郑老师认为，新进教师需要耐心、仔细地吃透大纲的精神，找出贯穿大纲的红线和重难点，然后以重难点为抓手进行讲授。需要注意的是，教学大纲的制定要考虑系统性的，但不是所有列入大纲里的内容都是重点，对于那些“不得不”放大纲里的内容，可做淡化处理。在实际教学过程中，为了提高学生的能力水平，还需要从实际出发，将最重要的、对学生最有用的内容放进教学大纲，不能让教材左右教学大纲，要根据大纲配置教材，教材可以“一本为主，多本为辅”，如果出现“几本合用”的情况，则需要教师重新编写教材。
二是如何处理同教材的关系？郑老师认为，高校教师必须站在教材之上，最忌照本宣科。究其原因，一方面，由于教材的编写需要考虑知识的平衡，而实际教学虽讲究详略兼备，但更注重突出重点与难点。另一方面，教材永远滞后于学术研究的进程。高校教学带有创新性，某些内容应及时反映全国乃至世界的最新研究成果，某些内容甚至是自己的心得体会。在教学过程中，教师经常会产生一些灵感，通过教学，这些灵感会不断系统化，不断完善，成为下一个科研成果的素材。这些成果，要经过五至六年，甚至十年才能成为教材的组成部分，但这不代表可以将教材弃置一旁。实际上，讲课应该同教材有机地结合起来。比如教材中的重点部分可以取代笔记；教材中的有些地方可以作为素材，教师在学生阅读的基础上进行提示性讲解；有些地方可以代替教学讲授。总之，教师在处理与教材之间的关系，一个比较好的处理办法是：“详其所略，略其所详”（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当然这里的“详其所略”，必须是课程的重点难点，不能仅仅因为是自己科研的重点。
三是如何抓好课堂教学环节？组织讲稿和课堂教学，是展示教师教学水平与教学魅力的重要环节。郑老师曾细心观察身边前辈教师的讲课风格。比如，有“真理在握”型，“胸中自有雄兵百万”，讲课时气势足，一泻千里；“讲究艺术”型，教态如表演话剧，出口成章，金句频出；“冷面滑稽”型，语言中充满着睿智与幽默；“侃侃而谈”型，似乎在同你聊天，一段时间听下来，有茅塞顿开之感。这些讲课风格迥异的教学前辈，讲课水平难分伯仲，况且一个人的讲课风格与其性格、学识等诸多因素有关，他人很难去完整复制。这就是俗话所说得“教无定法”，有效即可，但“教必有所本”，教师在讲台上课，精神状态非常重要，对课堂气氛有决定性的影响。以前，有些老教授曾给自己定下规矩，上讲台的前一天晚上，拒绝会客或做其他伤神的事情，提前进入角色，类似佛家修禅的“入定”状态。郑老师表示，他曾虚心向前辈学习，数十年后也仍这样做：如果明天要上课，当天晚上他肯定要尽量提前做到“入定”的状态。多年的教学实践与观察体悟，郑老师认为，这种课前的准备就如人们都有一个在做重大事情前斋戒沐浴的规矩，这大概是用“制度”来保证做事情的效果。
从教学内容上来说，郑老师认为，高校的学生基本上是成年人，教学应该以分析、展开为主，即所谓的“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为此，他提出两种具体的做法：一是“剥笋法”。需要教师不停地在解答问题，像目录一样层层展开。这种办法的优点不言而喻，但也有缺点。一是很难在所有的地方都使用这种办法。二是课堂气氛的弦绷得太紧，某个学生的思路一旦脱节，他就脱离了整个课堂的进程；同时，这种模式也不符合课堂上一张一弛的规律。另一种是用“线串珠子”的办法。对于历史课来说，以时间为线索，然后经常在需要展开的地方作盘旋，展开分析，形成“珠子”。这样，一颗珠子不会太大，即不需要学生在两节课时时间里都高度紧张，在“线”的部分，可以舒缓一下。
在教学活动方面，还应注意到师生之间的互动。比如，他将教学大纲中最重要的内容，总是安排较为正式的课堂讨论；有些需要学生重点掌握的内容，可以事先提问，让他们根据以前的知识来回答，然后再讲授，学生听课的效果一般比较好。其它的内容，可以采取每一单元结束后自由提问和自由讨论的办法，即答疑和深入追问相结合，来帮助进一步消化所学的知识。如此有的放矢地解答问题，效果往往会事半功倍。在语言方面，郑老师认为，地方口音影响并不大，有时候效果反而更好，但吐字一定要清楚，保证每一个字都能让学生听到，千万不要“吃”字，声音“头重脚轻”、“虎头蛇尾”。在语速方面，年轻教师要适当放慢一些，最好要有语调，抑扬顿挫，不妨有点说书的味道。做到抑扬顿挫的同时，但最好不要模式化，也不要过头，以致给人以装腔作势之感。
四是如何组织考试？一般情况下，我们都会肯定高考对中学教学的指挥棒作用，但往往会严重低估大学课程考试在大学课堂教学中的作用。大学考试的作用与类别，是一个略显复杂的问题，大概可以粗略地分成验收型与选拔型两种考试。前者主要考核每位学生的学习效果，为将来更高层级的人才选拔提供参考依据；也可以推动学生重视这门课程，这个功能被不少青年教师在具体操作中疏忽了；还可以检验这门课的教学效果。后者主要是选拔出优秀的、有发展潜力的学生，让他们去享受不太宽裕的教育资源，甚至从宏观的意义上推动全市乃至全国的教育改革。
对于大学教师来说，我们碰到的主要是验收型考试。为了达到验收的目的，从接受检查的角度来说，不妨借用高考命题中的衡量指标。首先，试题的设问一定要清楚，没有歧异。郑老师特别提醒大家，命好的题目最好不要马上上交，几天之后，再去读一遍，可能就会发现新的问题。其次，试题要有区分度。区分度高的试题能将不同水平的考生区分开来，高水平考生得高分，低水平考生得低分。从提高考试质量的角度来看，口试的效果好于笔试，但对教师的精力牵扯大，所以笔试仍然是比较省力的一个方法。另外，考试还需要考虑试题的覆盖面与深度理解的关系。没有标准答案的大题目，或者材料分析题，这两类题目既能够考出学生的真实水平，也能够推动学生认真学习。对学生来说，为了保证他们全面掌握课程的内容，全面地复习，一定的覆盖面也是非常必要的。
在“新的挑战与应对”部分，郑老师认为目前教学工作面临的挑战增大。一方面，科研工作量不断加大，同时，教学方面的新事物也层出不穷。这些新事物可以概括为两类。第一类是由教学理念尤其是教学技术的发展催生出来的新事物，如慕课、翻转课堂、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等。第二类是教育理念的发展催生出来的，如通识课程、大类招生、大类培养等。对于历史系教师来说，对第二类的反应比较积极，而对第一类的反应显得比较冷淡。郑老师提醒青年教师，虽然历史系教师积极开设通识课程，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有比较成功的案例，但是也有不太成功的课程。郑老师根据他往年深入课堂听课的经验，认为这些不太成功的通识课程，最大的问题是把历史系专业课的上法，原封不动地搬上了通识课的讲台上。这样的上法，明显是忽视了不同专业学生个体的差异。对于如何上好通识课程，郑老师给出三点建议：一是讲课的线条宜粗不宜细；二是要为准备讲解的内容提出一个问题，并烘托问题的重要性，下面讲授的内容是在解答这个问题（非文科的学生很欣赏这种讲法）；三是论点要鲜明，观点要新颖，史料为论点服务，要精炼史料，千万不要为史料而史料。最后，郑老师鼓励青年教师多接受新的教学技术在课堂中的运用，积极配合学校在慕课、翻转课堂、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等创新教学方法方面的推广工作。
郑老师报告结束后，章义和老师首先发言。章老师在大学入学后不久，就曾聆听郑寅达教授的世界史课程，他首先表达了对郑老师从事高校历史教育四十年如一日的精神表示由衷的佩服与敬意，并以一名“老学生”的身份当场向郑老师深深鞠躬，以此来表达对郑老师的感谢之情，场面感人至深。稍后，章老师分享了自己在从教三十余年来的经验和方法之一就是“看着学生的眼睛”讲课，大学的通识课程需要教师有“通贯”的授课理念。最后青年教师纷纷发言，认为郑老师的讲座全面系统，旁征博引，“干货多”，语言通俗易懂却不失幽默，所举案例鲜活，整场讲座近2个半小时听下来没有疲倦感。大家一致认为，郑老师将他几十年教学工作的体会，毫无保留地与大家一起分享，对青年教师将来的教学工作有着重要指导作用。此后，多名青年教师分别就自身在教学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向郑老师请教，郑老师一一给予耐心的回应与指导。最后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大家期待将来若有机会，以郑老师讲座的内容为基础，作进一步的深入研讨。
郑寅达教授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德国史研究会会长，华东师范大本科教学督导组组长。曾获得上海市高校“教学名师”等称号。本次讲座由华东师范大学教师教学发展中心主办、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承办。
